「创作谈」始于机缘:我眼中的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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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汪兆骞 口述 张玉瑶 整理

我不是偶然想写李叔同的,是跟他有机缘。我历来不相信宿命,但我独信机缘。我生在天津,住在意大利租界,上的是天津第二中心小学,学校离我家很近,是由一个大佛寺改的。这大佛寺跟李叔同他们家有渊源,李叔同父亲李筱楼(注:李叔同父亲李世珍,字筱楼)去世的时候,就请寺里的高僧到家里去念《金刚经》。李叔同偷偷在一边看,对他后来影响特别大。

我们学校的斜对门有一条街,不宽,紧挨着海河,名叫粮店后街,六十号就是李叔同故居。从学校往北走一点,进了那条街,也就百八十步,就到了那故居,所以我说是一箭之遥。更巧合的是,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曾经和李叔同有过交集。李叔同后来带着全家移居上海,母亲在上海去世以后,他回天津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式葬礼,喝咖啡,送面包,弹钢琴,当时我们这个语文老师正好跟着父亲去参加了葬礼,就与他见过面。记得是小学二年级,当我们唱《送别》的时候,唱着唱着,老师突然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他认识写歌的人。我们同班还有两个同学,是叔侄俩,跟我一般大,是李叔同的远亲。他们都还住在那个大宅院里,老师一讲李叔同,他们马上就说知道。老师看我们都感兴趣,就经常带着我们到那个院子里上课,参观李叔同曾经住过的地方,看他们家的书房、藏书楼之类。天津解放的时候,他们家把东西捐的捐卖的卖,成了大杂院了,很多东西没有了,但是房子院落尚存。那院子是非常讲究的,田字形,占地大概有好几亩,我印象很深。

高二时,我从天津转到北京六十六中,语文老师叫林逸君,福建人,是林则徐后裔,她的丈夫虞愚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因明家、诗人和书法家。林老师的女儿也跟我同班,我又喜欢文学,所以老师就经常把我带到家里去辅导作文,我便与虞愚先生熟悉起来。他那时50多岁,诗写得很好,书法继承了李叔同的衣钵。上世纪30年代,他从厦门大学毕业以后,就追随了李叔同,李叔同邀请他到寺庙里当老师,他便拜李叔同为师。

小时候,因为老师经常给我们朗诵李叔同的诗,讲他的故事,就觉得人家年纪那么小就是天才神童,不免很感兴趣。长大了,见到他的弟子也是大学问家,就更佩服。后来我就师从虞愚先生学书法,对李叔同的印象就尤其深了。

前几年,完成《民国清流》七卷本后,我赠书给邵燕祥老师,我们俩是师生关系,他经常勉励我。他和夫人请我吃饭,席间突然跟我说,可以考虑写一本李叔同传。我说我对佛没有太多研究,材料也不多,写不了。他说,李叔同很超脱,对自己身后的毁誉不在乎,但我们作为后人不能忘记这位曾经很有名的、对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教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我听完很感动,说考虑考虑。

「创作谈」始于机缘:我眼中的弘一法师  高二作文 第1张

《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

完成《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等创作计划后,我觉得应该完成邵老师的嘱托。正好疫情暴发期间出不去,我就开始读有关佛学的经典,用了大概半年时间,大体上基本都有了了解,便决定动手来写。没想到写的时候挺顺利,今年5月基本就完稿了。大概20万字,“风华才子”一半,“云水高僧”一半,完成了这样一部中国文化人的传记。

我既写了李叔同作为才华横溢的才子的艺术成就,也写了他作为云水高僧的对佛律的那种遵守和虔诚,但不是要把这两部分分开写,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写。他和普通的僧人不一样,一般僧人求的是来世,对现实生活不再那样投入,但是李叔同不然,他始终关心着苍生百姓。他有一点令我们特别敬佩的是,无论是当才子还是做高僧,他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年轻时他揭露晚清的腐败和外族对中国人的戕害,就此写了很多诗歌和文章,入佛门后,抗日战争爆发,他依然用讲经的方式宣传大家团结起来抗击日寇,像信佛一样笃信中国必胜。他信佛的时候,对众生非常悲悯,看到了很多受苦受难的人,想办法去提供他能做的帮助。这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所以我把他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泛着人性光彩的文化人来写,不拘泥于两界,这是我这部书区别于其他传记的一个特点。

「创作谈」始于机缘:我眼中的弘一法师  高二作文 第2张

1907年李叔同留日期间,出演《茶花女》主角玛格丽特(左)

从风华才子到弘一大师,我没有太着重写他为何出家,虽然这是大家争论的。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材料,他自己也没说过,所以我们就谜团留给后人。但李叔同奔向佛门,绝非因为消极,而是带着人生的某种积极性,寻求更高的境界。他这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他入佛以后,研究律学和戒学。这些是给僧人们定的规矩,但是过去不严格遵守,所以佛界会出现许多问题,和俗世牵扯不清。而他严格律己,以身作则,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律师(注:讲戒律的僧人叫“律师”),在佛学上做出很大成就。他那么受爱戴,那么多学生都想供养他,但他除了买纸笔这些必需的东西,其他都拒绝,过着最平淡的生活。他曾经是天津首富家的阔少爷,而今自甘穿着草鞋,就这一点,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在书里面,我写了很多关于李叔同感情的内容。他和结发妻子俞氏结婚是母亲给他做主,没有爱情。到了上海以后,他的文学活动很多,上海文人习惯聚会的时候请交际花来作陪,和青楼有扯不清的关系。李叔同确实和很多妓女、名伶、交际花等过从甚密,而且为她们写了很多诗。但一旦你读到他们之间这些唱和诗歌的时候,会发现李叔同绝不是一个逢场作戏玩弄女性的风流才子,他和她们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交流,他尊重对方的人格,平等对待,没有下流和糟践的东西。

然而,李叔同到日本认识雪子后,把这些不良习惯都改了。我写了很多他和雪子的家庭生活细节,尽量设想一些美的、灵动的场景和对话。为什么愿意这样写,是因为我觉得雪子拯救了他这个放荡才子,功莫大焉。在我看来,这个女人是冰清玉洁的,所以叫她雪子(注:李叔同这位日本妻子有雪子、诚子、淑子等多种说法),这是我创造的人物。她爱上了一个所谓“东亚病夫”国家的人,就算父母不同意也和他来到中国,且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移情别恋。后来丈夫要入佛,她不愿意,但拗不过丈夫心意,最后等于是被迫同意的。雪子后来离开了中国,没有回到东京,而是到遥远的冲绳买了房子住下来,独自生下李叔同的女儿,后半辈子就穿中国旗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她们没有参与那些所谓的支持“圣战”的工作,还一直惦记着已经出家的李叔同的安危。雪子坚持,她的丈夫是中国人,不能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写她的时候是动了些感情的。

一般普通人看来,李叔同对文化的贡献特别大,在音乐、美术、书法、戏剧上都成就斐然,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启蒙者,相比起来,在佛界好像没有那么“光彩照人”。这个不好说。他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做到严格律己,给普世僧众做了表率,这里边有一些更积极的东西。他最后用四个字“悲欣交集”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这四个字怎么解释都能解释得通。悲,有悲悯的意思,要渡别人到更幸福的地方去。他去做了,这里面既有悲又有欣,修成了一种内心的喜悦。从表面当然也可以说,悲者,一切都舍弃了,欣者,最后终于修成了,达到了自己的圆满。

但弘一从不说圆满,他临终说,“天心月圆”。他是离自己的佛更近了,经由自我灵魂的升华,达到了他心之所向的最高境界。他身上兼蓄传统与现代、世俗与超越,在纷繁多歧路的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遥遥刻下一处印记,不管水流云度,他守定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昭示一种精神的归处。(责任编辑: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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