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场“用赋取人”是研究宋代律赋不得不提的一个现象。“用赋取人”不仅仅是指科场釆用律赋这种文学样式来考试举子，它更重要的意思是说宋代科场倾向于用赋来决定举子的去留及名次的高低。
诚然，北宋有数十年的时间取消了诗赋取士，但在试赋的时间段里，尤其是在北宋前期，科场“用赋取人”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不妨先看宋人对科举“用赋取人”现象的记述及相关事例，再分析其成因，讨论其影响。
一、宋人对科举“用赋取人“现象的记述，在宋人谈论科举考试的记述中，一般会将“诗赋”并提，他们习惯这样称谓，因为诗赋本就是同一场考试的内容，但在诗赋二者之间，宋人是更看重赋的。有一个细节似乎值得一说，在宋人的用语中，他们常常用“词赋”（或“辞赋”）来置换“诗赋”，这时候，他们不自觉地淡化了“诗”而凸显了“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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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辞”与“赋”是难解难分的，汉人就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辞，也称为赋，两者通用；直至今天，学界仍将“辞赋”连用。当“辞赋”单独出现时，它对“赋”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将宋代科场重赋轻诗的现象说得最清楚的是欧阳修，他提到宋祁的《采侯诗》很有名，但言下之意又十分明确，宋祁以诗闻名属于少数情况，由于科场“用赋取人”，广大举子普遍地“不复留意于诗”。这并不是说科场不考诗了，只是说诗的作用没法和赋比。
《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时所撰，他说科场“用赋取人”，这种看法显然是对北宋熙宁变法前科举考试状况的观察与总结。欧阳修生活在北宋，他的说法当然不能代表南宋科举考试的情形。我们知道，南宋以经义、诗赋分科取士，是不是说律赋在科场中的地位就不重要了呢？其实，律赋在南宋重返科场后，很快就占据了优势。在南宋，诗赋科是远比经义科兴盛的。刘克庄为南宋后期的文人，他的说法应该可以说明律赋在南宋科场中的真实地位。
在宋代，以赋夺得省元、解元的例子也数见不鲜，这里各举一例。欧阳修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的省元，他能脱颖而出与他在省试赋写作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有直接关系。学者们历来喜谈唐宋文化、文学之差异，其实唐代科场重诗、宋代科场重赋也是差异之一。当然，这种差异是就整体情况而言的，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容有例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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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代科举也时常以赋来定名次的高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李程以《日五色赋》考取贞元十二年(796)状元。我们说唐代科举重诗，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宋代科举重赋来说的。
二、宋代科举“用赋取人"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唐代科举为何重诗，宋代科举为何重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其成因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恐怕是见仁见智，滩有定论的。不过，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这里仅从宏观的层面作一些简略的分析，姑备一说而已。
唐宋两个朝代的文化性格不同，导致其文学风尚也存在很大不同。从人们谈论唐宋诗的差异中，即可隐约看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之间的性格差异。严羽对唐宋诗之差异的分别是很有代表性的。简单地说，唐诗重性情，宋诗重学问。在钱先生看来，唐宋诗形成巨大差异的原因乃是由于人的性分不同，天性“高明者”近唐，天性“沉潜者”近宋。问题是，为什么唐代文人整体上趋于“高明”，宋代文人整体上走向“沉潜”呢？这就不得不说是唐宋两朝文化性格的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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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对外战争中经常釆取攻势，又能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化，这使得唐代文人，特别是初盛唐文人，大都具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在与辽金的军事斗争中总是处于守势，衰弱的国力仿佛让宋代文人失去了意风发的底，再加上宋代三教合一的风盛行，宋代文人普遍形成了一种沉潜内转的文化性格。
正如很多学者形容的那样，唐代文化像风华正茂、青春洋溢的年轻人，宋代文化像老成持重、含蓄内敛的中年人。不同的文化性格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尚。从唐宋诗的差异中已然能够看出，在文学追求上，唐人重天分，重情韵，重性情；宋人重工夫，重识见，重学问。
在明白了唐宋人的不同文学风尚之后，再来看诗、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及优势。也许，我们还可以从诗、赋对作家素质的不同要求来看这两种体裁的不同特点。对于纯粹的抒情诗人而言，他们没有多少学问也是可以写诗的，而且还能写出感人至深的优秀诗篇；对于正统赋家而言，他们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才华，还需要有一定的学问。从哲学的角度讲，人性能力可以划分为三种，即感性、理性与知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的情感、思维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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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义上，诗歌创作主要是人的感性活动，它以人的情感生活为表现对象，唐诗便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情感世界。在赋体文学创作中，正统的题材是汉大赋所描写的宫殿、校猎、都城、典礼等内容，与人的主观情感相比，这些题材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之物。赋家以这类客观的题材写作，不得不动用人的认知能力，先把与题材相关的建制、沿革、形貌等内容了解清楚。
从本质上来说，学问是人的认知活动，而非情感活动。换言之，在诗、赋这两种文体之间，赋体与学问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唐宋人的文学风尚不同，宋人重学问，而赋在展现学问上比诗更有优势，这就难免促使宋人在科场中更看重律赋，出现了“用赋取人”的现象。
宋代科场重赋，势必会产生一些影响。首先，广大举子非常重视律赋的写作训练。对于科举考试的情势，反应最敏感的应该就属广大举子了，他们一心仕进，通常会积极迎合科场中的种种取向。宋代科场以赋为重，举子们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在应试之前，举子便很关心即将考试的律赋题目，两位举子在考试前去求神问卜，他们除了关心能否及第，其次询问的就是试赋的题目，可见赋在举子们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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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赋的写作难度很大，它既要讲究声律，又要追求骈俪，同时还得炼字琢句，十分拘挛琐碎。在宋代进士科考试中，所试之诗为五言六韵省题诗，字数固定不变，即60字；而宋代的贡举条制明文规定，律赋一般不得少于360字。不必说别的，单从字数上来看，律赋的难度就远在诗之上，这可能也是宋代科场相对重赋轻诗的原因之一。
举子们为了考试成功，不得不在律赋写作上苦下工夫，宋代文人大都有过专门学赋、课赋的经历。《长啸却胡骑》的过程中，有互相争胜的成分，又有互相评点的内容，可谓如切如磋，共同进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论，在宋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举子聚在一起同题课赋应该是很常见的。在真正的考试中，举子们便是用同一题目作赋，私下里课赋，多个人用同一个赋题写作，可以相互比较，切磋品评，这样非常有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
关于宋代举子课赋的材料，还可以举出一些来，如范仲淹曾在应天府学做学官，他经常“出题使诸生作赋”，这种情况与举子们私下里自己练习略有差异，这种形式的课赋是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作赋，与自己习作相比，它可以得到更为专业的指导。朱台符作赋敏速，其实有炫才的倾向，律赋写作难度大，若速度快，可以说明作赋的人有才华，这样做在当时很容易获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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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亦载，有一个叫李庶几的人，“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这也是以敏速相夸。这种行为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是浮薄的表现，但这种作赋拼速度的行为未尝不是一种写作训练。广大举子学赋、课赋乃至种种夸诞的做法均反映出他们对律赋的重视。
其次，律赋指导用书盛行于世。从称谓上不难想到，律赋指导用书就是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参考书。唐宋时期的律赋指导用书有多种名目，像“赋诀”、“赋经”、“赋笺”、“赋范”等，但概括地说，这些名目繁多的律赋指导用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赋格，一是赋选。赋格以载录律赋写作技法为主，赋选以选录律赋范文为主；赋格是直接告诉读者该如何写，赋选是以范文为引导，让读者自己领会作赋的法门。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彰明较著的，不宜混同。律赋指导用书的名目表面上虽不同，若究其实质，不外乎赋格与赋选这两类，或者是在这两类基础上的变体。从中唐开始，由于科举考赋的刺激，社会上己然出现了律赋指导用书，流传至今的尚有无名氏的《赋谱》。
但宋代律赋指导用书的编纂更为繁盛，一方面，雕版印刷术在北宋时期渐渐介入科场，为科举用书的批量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宋代科场“用赋取人”，且录取的人数从太宗朝起大规模增加，这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用“其书甚众”来形容宋代律赋指导用书编纂的盛况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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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即印刷，“庸人”印刷欧阳修、徐爽等科场奏捷者的律赋叫卖，可见这种科场律赋范文是很有市场的，否则谁愿意花两文钱来买？以上两则材料记录的都是印刷单篇律赋作品。若将单篇律赋作品集结，就形成了赋选。单篇律赋作品在宋代都可以印卖，将众多律赋范文编为一集，自然会更受举子们的欢迎。
在宋代，书坊为了牟利，是科举用书最积极的编纂者，甚至形成了若干刊行科举用书的集散地，当时建阳地区的民间书坊很发达，岳珂说：“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为了“速售”渔利，书坊“日辑月刊”，花样翻新，大量生产科举用书。出于功利的目的编纂律赋指导用书，其质量肯定是良莠不齐的。杨冠卿指出了南宋时期律赋指导用书的编纂状况，真的是汗牛充栋，但由于大多是书坊编集的，芜杂不精，质量难以保证。
杨冠卿编纂《雾隐赋则》是“授诸生为课试准式”的，这透露出了宋代律赋指导用书的另一类编纂者，他们是学官或者塾师。如果说民间书坊编纂律赋指导用书是为了牟利，学官编纂此类科举用书则是出于实际的教学需要。无论有识之士如何批判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只要统治者依靠科举选拔人才，学校教育难免会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宋代科场重赋，那些以教学为生的老师们就要教学生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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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信民可以说是未雨绸缪，他知道做学官要教授科举之学，所以提前收集时文。宋代的时文当然包括律赋，倘若把收集到的律赋编为一帙，也便成了律赋选，杨冠卿的《雾隐赋则》其实就是这样成书的。
宋代的赋格书流传至今的只有郑起潜的《声律关键》，这部书是郑起潜担任吉州教官时编撰的，同样是出于教学的需要。《声律关键》内有“五诀”，分别讨论律赋写作的认题、命意、择事、琢句、押韵；又有“八韵”，对律赋写作的每一韵都有交代。总之，《声律关键》对律赋技法的探讨十分细密对赋体“失正”的状况，郑起潜也是深为不满的，因此他的《声律关键》强调的是一个“正”字。与“正"相对的是“奇”。
南宋时期，一个名为李君瑞的人编纂了一部《奇正赋格》，林希逸为之作序：“李君瑞以赋得名，屡荐于乡，优升于学，每以奇取胜，自谓之伏兵。”所以，李君瑞的《奇正赋格》偏向于“奇”。用譬喻来表述，“奇”是军队中的伏兵，“正"是则正规军。由《奇正赋格》可见，宋代的赋格书不仅有着精细的技法探讨，还有一定的个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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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两部赋格书外，见于各类文献记载的宋代赋格书还有马傳的《赋门鱼钥》、朱时叟的《八韵关键》等。现在可知的宋代律赋指导用书只是当时实际数量的冰山一角，不难想见，科场重视考赋，相应地，举子重视学赋，学官重视教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律赋指导用书必然会大量涌现。
最后，宋代科场“用赋取人”，广大文人大都致力于律赋创作，这当然会对宋代律赋的整体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事实上，宋代律赋是相当繁荣的，不仅形成了有别于唐代律赋的独特面貌，还产生了一大批律赋名家，创作出了很多律赋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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