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国学的理解，心学与理学的划分，阳明心学与辩证唯物主义）
多年前看了一本古文——《张子正蒙注》。这是一本关于王夫之（船山）先生思想的综述。因为看的很辛苦，总觉的需要写点什么，不仅仅是关于这本书…… 于是就有了这篇读后感。
首先，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跟我的思路历程有关，或者说是‘心路’里程有关。大学里一直对思想哲学类的书比较感兴趣，看了一些思想哲学启蒙书及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后，感觉个人的人生观及思想体系已基本建立。参加工作之后，因为各种因素，接触了更多的思想哲学，包括宗教，尤其是禅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我想，哲学不是在课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用“心”去体悟与践行出来的；哲学也不仅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学问，它更是一种大智慧，能帮助人们看清各种“现象”的本质。我认为“阳明心学”以及“船山学”是儒家两个集大成的思想，也基本构成了国学的两大体系——“心学”和“理学”（关于这个分类后文还会叙述）。
这里先试着谈谈“心学”。看了阳明先生的《大学问》、《传习录》等文章之后，仿佛在茫茫深宇中找到了一盏不灭的明灯，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至诚如神”，什么是“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在文中，有阳明先生对佛学的深刻批判，我认为这是一种禅宗式的批判，王的心学实际上比禅宗还要禅宗；此外，文中也有对朱熹“理学”的深刻批判，也很客观——其实也融汇了朱熹的“理学”，所以，王的“心学”，也比传统‘儒家’还要‘儒家’。“心学”的鼻祖可以说是孟子，孟子的“医心”理论就是“心学”。而王的“致良知”思想也将孟子的“至诚、仁义、天人合一”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心学正是从‘人心’根本出发，实践内外的“天人合一”。“致良知”致的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内心”是精神、物质一体的，‘不专是那一团血肉’，是个人身体与内在精神世界的整合；“良知”不单指“善良”，更是一种“大智慧”；“致良知”，不光是在理论、思想上致，而是要在事事行为中不断磨砺…… “心”的本体是畅通无碍、本自具足的，如果被身体的某个部分的‘欲望’，或是世间某种事、物束缚了心智，人“心”就会迷失本来，就会得“病”。“致良知”，正是“医治心病”的良方。去除内心的各种私欲，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所以，“阳明心学”既有禅宗的鲜明特色，也属儒家的正统思想。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进化中，相应的思想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演进。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早已同道家、佛家等思想逐步汲取融合；另一方面，禅宗的思想，本身就是我国独特的“儒释道一体”的思想。虽然各家思想表现形式会不同，但本质方向都能一致——趋向“大心仁爱”。阳明先生是融合了儒、道、禅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四句诗“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充分体现了其儒禅一体的思想主旨。
阳明先生的“拔本塞源、万物一体”思想则充分体现了其入世、治世的基本理念，比如：“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 大人者，视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已，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业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我想，阳明先生这种看待外在世界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儒家“身、家、国、社”一体的大同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当下的“共享经济”理念都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说是心学不同于某些“佛老之学”的一种外在区别。“万物一体”的大宇宙观思想也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直接体现，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主旨没有根本矛盾。
辩证唯物主义，是源自于西方的说法，比较抽象，却很容易在字面上被人误解。比如认为‘唯物’就是‘唯物质主义’，进而将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归罪于‘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实际体现的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唯物的‘物’，在整体上可以理解为整个宇宙实体的概念，与‘道法自然’的‘自然’同一性质，并非局部或个体性质的‘物’，更不是‘物欲’，而更近于“实践、存在”的概念（比如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个客观存在，但其实“东与西”的概念是人类虚拟出来的,并不算‘物’）。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可以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其中“矛盾论”就是中国化的“辩证法”；而“实践论”则可以说是中国化的“唯物主义”，如果用“辩证实践主义”的说法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我想人们的误解应该会更少。关于“唯心唯物”概念，正如《实践论》中所表述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王夫之的“即事穷理”，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这种“存实去虚”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辩证法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与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观也是殊途同归的。
此外，提倡“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并非传统理解的“唯心主义”，决不是‘唯心’或‘唯物’的片面概念，而是‘心’‘物’一体、‘主观’（内在）‘客观’（外在）相统一的思想。许多人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两者文字表述的角度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相对是从整体客观世界、从外在的角度出发去表述分析问题的；而阳明‘心学’是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内心世界’（内在）出发去表述分析问题的。表述的角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会不同。比如最有争议的“心外无物”这个观点，其实阳明先生本身谈论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对个人‘内心世界’而言，所有的‘物相’都是其‘内心世界’的反映，没有反映出来的“物相”当然是不存在于其个体‘内心世界’的，是没有“显现”的，也就是“无物”（并未说个人的‘心外之物’对他人来说不存在）；进一步来说，即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对于个人而言，仍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反映。离开了‘个人’的主体，任何‘概念’都没有意义，当然就不存在‘有’‘无’之说了。所以，这里“唯心唯物”的争论也就毫无意义了。事实上，不管是哪种思维角度，只要主、客观最终能合而为一并充分运用到实践当中，都是正确、有价值的思想。相对来说，阳明心学是‘由内而外’，辩证唯物是‘由外而内’。致良知最终致的是天下‘公理’，不是‘私理’，是客观良知，不是主观良知；而“辩证唯物主义”，若是在实践中无法实现主客观的统一，仍然会沦落成现实中的‘唯心主义’，也就是错误甚至有害的。阳明心学正是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出发，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通过不断‘在事上磨练’的功夫，进而形成理解、认识和改造外在客观世界的思想真理，也正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否则，如果只知强调‘客观存在’，又如何体现‘精神世界’的能动作用？所以，阳明心学不但不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最必要、最有力的弥补，是真正体现“知行合一”、体现“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主义学问。
“阳明心学”还有个特色，就是它不迷信外在、不崇拜任何固化的东西。如果有迷信或固化崇拜，那一定不是阳明心学。“存天理、去人欲（不合公理之私欲）”、“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主旨就是永久的“老师”，并不崇拜任何外在的神化偶像或拘泥于具体社会环境下的规章典制，也反对拘泥于一切文字经典（包括阳明先生自己的“语言文字理论”），最终让人理解并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实现最独立的人格和最充实的心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阳明心学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化。在现实世界中，也正是王的心学，对日本等国的近现代思想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记载阳明心学是由日本禅师了庵桂悟传播到日本的。王阳明的心学，对日本摒弃封建思想束缚、开展明治维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维新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家和领导骨干，也为日本近现代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比如“一生俯首拜阳明”的“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直到现代企业“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等,乃至现当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19世纪的日本，王的心学打破了旧有的朱子儒学习气，开创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日本社会向前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相反，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期、同环境下的清朝洋务运动，则取得了鲜明的历史败绩。后人的总结基本一致：清廷方面最大的失败就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失败，而当时清廷固守的也正是传统僵化的旧儒学思想体系。思想哲学是文化教育的基础，是国民精神的源泉，虽大象无形，但会无形中通过各种渠道、手段或方式不断影响着国民整体素质，进而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代以来，曾国藩和毛泽东等一代哲人都对阳明心学有较深刻的学习与推崇运用。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写作的《心之力》就是一篇心学名作；不仅如此，在之后的斗争生涯中，也充分体现了其擅长“心战”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当然，毛泽东思想外在表现于世人更多的还是“船山”理学化的方向乃至于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实践主义”）思想路线；此外，还有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推崇，但从整体实际践行来看，还仅限于台湾的“阳明山”…… 所以，我认为阳明心学思想主旨在中国还应有更深层面的推广。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善于破除思想迷信、反对教条僵化、培养独立人格的“阳明心学”这个国学精粹，推广学习是及时且必需的。
前文提到“心学”与“理学”两大类思想的划分，这里再次阐述一下。冯友兰先生曾提出哲学从思维方法上可分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两大类体系：东方思想趋向于“负的方法”；西方思想则更趋向于“正的方法”。我认为哲学思想从思想角度上还可以划分为“心学”与“理学”两大类。这两大类思想是从不同思维角度出发的：相对而言，“心学”偏向于从内心（内在）出发，去看待分析内、外客观世界，进而获得客观真理的较系统化理论；“理学”则相对是从客观（外在）出发，去看待分析内、外世界，进而获得客观真理的较系统化理论。两者各有特色，也可以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一般来说，西方近现代思想、自然科学类思想更偏向于“理学”性思维，其典型代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学”、“相对论”等，这种“理性”思维（或者说是“正的方法”， 擅于从外在出发）的大发展也直接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科技经济的发展。相对地，东方思想、宗教思想更倾向于“心学”（或者说是“负的方法”，擅于从内在出发）。当然，这种划分只是大致相对的划分，对于西方内部，也能划分出“心学”、“理学”，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许多宗教领袖等，就是偏向“心学”性质的，其他哲学家则更偏向于“理学”性质。同样的，东方内部也能划分“心学”、“理学”派别，释迦、孟子、慧能、陆九渊、王阳明等就是“心学”性质；老子、孔子、朱熹、王夫之等就是相对“理学”性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夫之先生（中国“自发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已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就中国国学内部划分而言，“二王”（王阳明、王夫之）思想堪称是两个里程碑——“心学”与“理学”之里程碑。说到“理学”，一般的理解可能是以朱熹为代表，但个人认为真正建成较完整体系、将“理学”提升到一种极致的应该是王夫之先生。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思想，将朱熹的“理”升华到了“气”，因而也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更有利于融合近现代西方科技、新思想。王夫之先生批评朱子学，批评佛学，都较客观，但批评阳明心学，应属误会。阳明先生的思想是“理气一体”、“心物一体”的，其“知行合一”理念，与船山先生的“行先知后，知行统一”的知行观，最终是相通的，并无根本性矛盾。两位王姓大儒，都是国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者。
提到王夫之先生，也就回到了我开篇提到的《张子正蒙注》。这篇文章里有大量关于易学思想的阐释，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维。选择此书的缘由有三：一是因为《易》学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直有种神秘感与好奇心；二是从探究‘天地’外在出发的道家《易》学正是“理学”思想的源头；第三是因为书的作者—— 王夫之（船山先生）的影响力。谭嗣同对王夫之的评价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对《周易》的阐释世所公认。刚开始试着看他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怎么也看不懂，因为不理解原理。查看《船山全书》内容时，无意间看到了胡适先生对王夫之的评语介绍，其中就提到了《张子正蒙注》，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王夫之本人思想的综述。虽然这本书是阐述张载思想的，但船山先生的阐述比张载本人思想更系统、更合理。于是开始费力啃读，阅后心得：这是一部“理学”性质的思想著作；《周易》也并非传统意义上占卜算命的神秘文化，而是一部充满辩证法智慧、“理学”性质的思想哲学体系。作者试图从天地宇宙的客观外在出发，从大系统决定小系统、大规律决定小规律的角度，探究事物的变化之道。这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只是如果用在预测未来中作用有限（虽然规律可靠，但对未来的预测还需要有客观的基础依据。因为古人对外在客观宇宙的认识有局限—— 大的“天地”世界都有缺陷，又如何准确预测小的事物变化？）。当然，其中许多规律性的阐释和启示的道理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比如，关于“易”的解释：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易”者，“理”也。做事若能顺理而为，虽凶险为正；反之，若是为避祸求福而去研究《易》，就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了。
“船山学”堪称中国“理学”思想的里程碑，但时代在不断向前，思想也是如此。近现代“理学”类思想的发展，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代表。王夫之的“理学”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就是“辩证唯物（实践）主义”（《易》学、“道”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思维；王夫之对“理”、“气”学的阐述就是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这也许正是深受“船山文化”影响的毛泽东最终选择了“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实践主义”的原因吧）。
同样，阳明心学也是在不断充实与发展中的。“吾爱吾师，吾更爱吾师之真理”。如果不能传承思想的内在“真理”，那就违背了老师的心学本质。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先生是近现代最著名的“心学”与“理学”大师，也分别代表了“心学”与“理学”的新成果。冯友兰先生将自己归入了“理学”行列，不光发展了“新理学”，还将辩证唯物主义融入了他的思想体系；熊十力先生融合了“心学”、“佛学”和“船山学”，但遗憾的是晚年未能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融入。
个人认为心学的发展既可以向‘内’发展，将佛学、道家的文化精髓融合；也可以向‘外’扩张，将船山先生的“理学”（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西方的“理学”，比中国“理学”更纯粹）等融入，中西合璧，这才是符合新时代发展的“阳明心学”。佛家的“非非”、道家的“无无”、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儒家的“中和”等思想精髓，本来就是源于同一宇宙、同一人类。
就‘内’融而言：佛学对治‘心’有其独特的方式，这方面无可替代，非常值得学习。就像阳明先生所说：“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当然，也有对‘佛老’学说的批评。这也情有可原，比如现实中很多学佛人士就容易忽视《金刚经》的‘无住’思想本质，往往会停留在繁琐经文、言语的传承上，难以‘跳出’寺庙、经规的大门（这里的‘跳出’不等于“否定”）。身体最终是要转化、回归自然的，这个客观规律谁也无法改变——宇宙自然的规律，就是“如来”之道。‘如来’可会有‘门’、有‘庙’、有‘规 ’？《金刚经》云：“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心灵的解脱，顺理而为，就是无生无死，就是解脱大道。现代科学也证明了类似道理：无机物在一定的光热条件下，能转化成有机物，有机物就是生命的起初，并且可能继续进化而让各类生命“生生不息”…… 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从“石头”的变化开始的（《西游记》其实阐释的是一个人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也是一部“心学”名著）。如果一味寻求超越自然规律的生死解脱，例如为寻求个人虚幻的“往生”、“神通”而学佛，就是内心的欲望，就是一种“执著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便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那也应尊重、探究宇宙‘如来’之大道，而不是转迷于‘小道’或‘捷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宇宙可以思量否？如来可思量否？…… 心学与佛学的内在都是同源的，都是相通的，都是求证内心“光明”、讲求“知行合一”的，也都是“明心见性”之学。
就“外”融而言：前面也已讨论过，“心学”与“理学”也是相通的，阳明心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辩证实践主义’），也只是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本质上并无矛盾，实践中仍然是可以统一的，比如“内在心学，外在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辩证唯物主义”虽是客观规律，但对个人而言，始终是思想、意念的反映，适于外在实践分析，所以其功用只是‘意’或‘识’的作用 ；内在的主体还是“心学”，也就是“内心自由光明”——对理想社会的信仰也是源于此）。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心猿’是孙悟空，‘意马’是白龙马。“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猿”“马”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心意一体’；若是‘心猿意马’，则会永远处于混沌之中。这里‘心’指人的本体；‘意’是关联外在客观世界的。“心”“意”合一，就是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融合一体——‘心物一体’。最终的体悟：内心即“佛”，内心即“理”，内心即“易”，内心即是“大道”……
禅宗的思想，个人认为也体现了一种“辩证”的过程：破除一切‘我执’，从‘语言文字’到‘思想意识’再到‘实践行动’中的“否定之否定”，最终的结果不是进入‘空寂’，而是要回到‘当下’。但此‘当下’与彼‘当下’并不相同，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当下’，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统一后的‘当下’。在阳明心学里，就体现为“知行合一”后的——“行”。
* 后 话 *
看完这本“国学”书，也有感于当前逐渐兴起的“国学”教育，主要是担心“形式主义”问题。
近年看到的小学国学教育，大多是先树立一个孔子塑像，礼拜及跪拜（这似乎意味着“孔子像”就代表了“国学”。且不论文字的传承已存在太多的误解因素，事实上，中华的圣贤也并非只有孔子。“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就在于其宽广博大的胸怀与不断的包容与融合。只要是符合人文理想的健康的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传承与发展，而不是走一种固定僵化的老路）；跪拜之后就是让小孩子们背一大堆老师、家长都不理解的繁琐古文、偏僻长文，背的小孩眼泪直流；文字的痛苦折磨倒是其次，关键是新增的诸多“国学”繁琐课程，直接挤占了原本属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其它课程，例如体育、音乐、绘画等，甚至是语文课本身（语文课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综合性课程，当然包含了“国学”的基本内容。如果语文课知识容量不够，还有思想品德课可以补充。对于一些较简洁的古文经典如《三字经》、《道德经》、《大学》、《中庸》等，可以考虑取其精华，列为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或做为语文课的内容，而不应该另立一门学科，进而挤占其它的素质教育课程）；另外，更糟的是，每到上级部门或领导来学校检查“国学”等教育工作，学生们很可能被事先告诫要配合好学校一起应付检查，排演一些国学礼仪之类的节目宣传，以及跳学校自编的各种“国学”操等（古代应该没有什么“国学操”，倒是华佗编创的“五禽戏”，在现代已经演化成广播体操、武术了，我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国学操”）。也就是说：小学生们实践中学到的，往往是用汗水、泪水乃至 “德智体”综合素质的代价去应付上面的检查和任务，学到的很可能是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难道，这是我们日益提倡的“国学”教育本意吗？这样的教学方式或教育环境，让未来的“栋梁”们将以怎样的心态去建设一个国家、社会？儒家思想、国学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身内在的根本性问题——培养去除“私欲”之后的自由光明之心，培养“道”与“德”，最终还要体现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上。这种教育，很少直接来自于书本，更多的是来源于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实践，尤其是家长、老师和领导者们的切身教育熏陶…… 如果大人们都不明白教育的真实内在，如何要求小孩子们学好？如果“国学”课无法保障好教育的“质”，还不如减少多余的“量”，以减轻学生们的无谓负担，让孩子们回归到更加纯净的自由心灵，以开拓更广阔的素质与创新空间。
相比之下，大学以及成人的国学教育，倒是应当加强。当然，“内容”永远比“形式”更重要。国学是一种思想文化，必须是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健康的思想文化，不是僵化的文字礼仪或具体历史时期的新旧规则等，而是活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专注于心灵世界改造的东西。不仅应包含传统的思想文化，还要包括近现代吸收融合西方思想后新的思想文化。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健康思想文化，最终都是要让人拥有一颗“光明自由之心”…… 心存大爱，是个人理想信念的基础，也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石。
阳明心一
2014.8.7 ～ 201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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