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被教育学习《雷锋日记》，1960年上小学，1966年小学毕业，老师是要检查我们日记并打分的，于是我们的日记都向雷锋学习，写的都是帮助人做好事。
到了20世纪末，80后女儿那一代也写日记，此时完全是自由写作了，记录一些“鸡毛蒜皮”。曾在一次自强学生评选会上，我提出家长一定不要偷看“学生日记”，一旦被发现了，孩子就像受惊的鸟，他们再也不来（写）了。
日记是人生唯一一块“自生自灭”的写作土壤，若说有无价值，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
女儿中学时开始写日记，这我知道。女儿上高中时，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女生日记丛书”，于是出版社通过我向女儿约稿。女儿很高兴，把日记和作文本都搬弄出来让我给她把关。翻看日记，有不少课堂、老师同学的事，颇有稚趣，再看作文也有不少可用。但距离出版社要求的七八万字还差一万多字，正赶上国庆节，于是布置“长假作业”。
女儿去过两次日本，都与书法绘画有关。一次是住在同龄的日本同学家，听女儿绘声绘色地讲过这段日本生活，正好国庆节放假七天，把这段旅日经历以日记体裁写出来，保准好看。七天女儿完成了17000字，定名《四季深呼吸》。
日记从一开始就像是无数人眼中的无数个“哈姆雷特”。补白大王郑逸梅说：“我写日记，积有数十册，浩劫中被掠去。及重见天日，又复续写，直至今岁，精力衰，乃废日记为要录。”由此可以读出，郑老先生的日记一定很翔实，记载了当日读书、交际或闲聊的信息。记得与一位史学家闲聊，说写日记一是锻炼脑子，晚上先回放一天的事，然后筛选，最后写成日记，其实完成了三个字：忆、选、记。
许多名人写日记，许多非名人也写日记，只是一些名人日记有名人效应，故被收藏被印刷。《鲁迅日记》是近几十年流布最广的日记，许广平先生有文章说鲁迅先生的日记——“先说《马上日记》等三篇，是在一九二六年预备投到副刊去写的。里面写些身边琐事，或读书心得。虽然也是日记体裁，然而总不免一看就晓得是故意造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解释，日记是这样的：’我本来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话虽然这样说，但日记，尤其是名人日记都是谨言慎行的，有的事干脆不写。许广平说《两地书》中的书信来往，鲁迅在日记里就“不尽写出”，与政治人物的通信见面，“不一定写在日记里”。
但日记里常会记些真实的想法。著名史学家、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在1946年10月21日的《劬堂日记抄》中记载：“午刻胡（适）邀予至福州饭店午餐。”二人闲聊，原来胡适有腿病，柳诒徵曾推荐他服黄芪，被问及，推崇西医的胡适回答却支支吾吾，说自行休息而愈。所以柳在日记中这样下结论：“胡之腿患以中医劝之服黄芪而愈，而胡必讳言之，以中医不足道也。”这种不满意的小牢骚在大庭广众下不能说，但在日记中宣泄一下无伤大雅，后人读来也是茶余饭后的莞尔一笑。
读日记有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记录固然好，但有几人能在历史大事件的漩涡处？倒是文人清客的日记更实际更接地气。如丰子恺先生，其书法绘画均一流，是弘一法师衣钵最好的传承人，他在1939年9月8日、9日《病中日记》说，他到广西一农村，腿生一肿块很痛很危险，当地无西医，只能找来本地“草头医生”。说医生在田间收稻，明日可来。翌日一老农来，先采“药”治病，老农“以指捞取一朵，加唾液一口，即涂我患处，以荷叶片覆之，以布条束之。”作为病人的丰子恺对用药必加唾沫耿耿于怀，但这药的确转天立见效果，肿块“缩小约二三分，酸痛发热亦减，全身顿觉舒畅。”
日记是把当时最真切的感受记录下来，常常不加修饰，不假思考，看似小事一桩，但在当日却是“重大事件”。从这里读出当年落后的农村有自己的“神医神药”。
此外，日记在破案方面也可建功。《投瓮随笔》记载明初江南巡抚周忱爱记日记，在衙署案头设册，无论大小事宜天气阴晴均详细记录。一船民贪利工心计，隐吞漕米藏匿船只，然后报官府某日某时在某处船沉，以求补偿。但周忱查此日此时“天晴，无风”。一则日记把案破了。
日记是一种消遣，一种习惯，或许价值不大，但重新翻阅日记，会发现这是一种最直接的穿越，尘封许久的岁月可以随时启封，让曾经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失落的婆婆妈妈坛坛罐罐，从隐入的尘烟中重新鲜活起来。
日记的价值无关他人，敝帚自珍不悔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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